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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16期

[时间:2019-10-02 23:57来源:未知作者:admin浏览:]

  我和阿来走在一个偌大的园子里,他指着周遭的花草树木告诉我,这是芙蓉,那是银杏,还有香樟、玉兰、紫薇,秋天的水杉很漂亮,叶子会变黄,落下来,洒一地。

  我走在他身旁,他正陶醉在自然的美好之中,那副平常架在鼻梁上的四方眼镜被推到了额头上,嘴里叼着不离口的烟,吐纳之间也许正好想起了哪句诗词。

  “娇羞不肯出,犹言妆未成。”“园子里嫩草不少,趁早上还有露珠。”第二天,阿来一大早去开会,他敦促我出去走走;吃饭的时候,他会用手机读几句诗,时刻保持语言的韵律;去外地出差一定会背着书,晚上不看书就睡不着觉。

  无论看网上的照片,还是见到他本人,感觉都是严肃、不苟言笑的,但与他交谈时,不经意间他会带来一股隐藏版的幽默。

  我说你的成都方言讲得真好,阿来说台湾方言他也会呀:“啊,这样子哦。”我问他生日几号,他哼唱“七月份的尾巴那是狮子座”。

  但当阿来谈论文学的时候,我仿佛随他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,属于文学的世界,那里有像歌声一般的句子,带着深远的意义。在阿来的文学世界,你可以闻到土地的芬芳,听到画眉的欢叫,感觉到藏区的风,看到人在自然里、在雪山下、在宿命中。

  “我信仰文学。”阿来讲话的语调总是很平缓,但当这几个字降落时,是如此掷地有声,如同铅球顺着一条抛物线降落在地上。

  阿来1959年生于四川马尔康县;1982年开始创作诗歌;2000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尘埃落定》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,他是该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,也是第一个得奖的藏族作家;2017年凭中篇小说《三只虫草》和散文《士与绅的最后遭逢》成为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小说与散文的首个双奖得主;2018年《蘑菇圈》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。

  而这一次,《云中记》一出场,就是一部史诗般的巨作。“献给5·12地震中的死难者,献给5·12地震消失的城镇与村庄,向莫扎特致敬。”一个祭师回到即将随山体一起滑坡的故土,与亡灵为伴,这是他的宿命之旅,雨林木风 非ghost版本哪里有下载?。“愿你前面的道路是笔直的”。

  200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04秒,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一带,发生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,也是继唐山大地震后死伤最严重的一次地震。

  地震当日,阿来正坐在成都家中的书桌前写作《格萨尔王》,突然之间,整栋楼都在摇晃,望向窗外,外面的楼房也都在大幅度摇摆。“完全懵了,因为之前没经历过,小型低烈度的有,但那一次非常大。”

  震完之后才跑到楼下,阿来看到了大城市的脆弱。交通瘫痪,水电全部出了问题,电话没有信号,但那时候所有人都需要用电话,无论是向家人朋友询问状况,还是回应远方的紧急问候。

  “两三个小时内,我们在震区的人得不到地震的任何消息。而且那个时候马上就封锁不让回家了。”

  直到天近黄昏,成都的通信才慢慢恢复,各种消息纷至沓来,街上的车辆也可以开始缓慢移动。阿来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志愿者组织,地震第三天便动身去了灾区。

  约莫第七、第八天的时候,废墟下面还有很多人没挖出来,但是不太可能还有活人了,因为已经超过了能够生还的期限。接连几天二十四小时轮转的抢救,所有人都疲惫不堪,挖的人挖不动了,就连守在废墟旁的家人也哭不动了,于是那晚决定休息。

  解放军和灾民进入帐篷,阿来回到他的车里,四周很安静,只有一台挖掘机还在工作,“铿、铿、铿……”挖出来的人,消毒,装入袋子,埋进大坑,撒上石灰,一个坑埋50个人。

  夜越深,声音越响,原先对着废墟的巨大探照灯也都关了,只有一点小灯光。阿来很疲惫,但却睡不着,看着天空。

  “天天都是阴天,小雨,又闷,还臭。那天晚上,我一看突然天晴了,满天都是星星,在那种环境下过了那么多天,感觉星星好美。我想真的有灵魂,可能这会儿他们有些就是新的星星了。”

  “我突然想,哭声也没了,我就好想有点声音。”阿来找出车上的CD,是莫扎特的《安魂曲》,虽然之前也听过很多次,但不是在这样一个情境中。“我就特别想听,我就想起那些旋律、那些合唱。”

  但在那个时候放出音乐,阿来也担心受难者家属会不会揍他,但还是没忍住,就小声地悄悄放,但为了听清交响乐的动人效果,忍不住就把音量越调越大。后来阿来发现有几个人走过来,一句话也没说,就站在车的周围,也跟着听,听完了,再默默走开。

  “我想除了这种音乐,没有任何音乐适合在那样一个时候,人家不觉得亵渎亡灵,不觉得冒犯,人家觉得体现出对亡灵的一种追思、赞颂,对生命的一种留恋,甚至相信它可能有一个冉冉上升的灵魂的那种向往。”

  “当时我就想,如果我要写地震,一定要这样写。不止是悲惨,不止是壮烈,里头一定要有一种回肠荡气的美感,这种美感是洗礼,是遇难者的血和死亡让活着的人更加了悟生命的意义。”

  阿来认为,我们中国人面对死亡的时候,很容易痛哭流涕,然后把悲痛交给时间,让悲痛减弱,最后遗忘。但我们没有一种形而上的类似于宗教式的理解。死亡能不能对活着的人形成一种洗礼,让人们对生命的本质有更高的认识,这才是死亡的意义,人才不白死。

  离开灾区以后,阿来和几个朋友自发辗转于北上广各地为灾区筹款,几个月后才回到书桌前,重拾《格萨尔王》的书写。那时候有很多人向阿来约稿写这次地震,但他都拒绝了,他觉得自己没准备好。

  一“准备”就是十年。十年后的同一天,同样的时间,同一个地方,同一张桌子,同一张椅子,阿来也同样在写他的一部关于探险家的小说。纪念汶川地震10周年的警报声响起,阿来又懵了。

  但他一下子就明白了怎么回事,在书桌前静坐了半个小时,动都没动。半小时后,什么都没想,阿来关掉了正在写作的文档,新建另一个文档,开始了《云中记》的写作。

  “阿巴一个人在山道上攀爬。道路蜿蜒在陡峭的山壁上。山壁粗砺,植被稀疏,石骨裸露。”这是《云中记》的前两行。

  才写了两三行,当时灾区的情景就浮现在阿来眼前,顿时泪流不止。“大堆的死难者和残肢,当时都没有那种情绪反应,因为太多了。但那一刻好像都止不住,我赶紧把书房的门关了,我怕家里人看见笑话我,我就边写边流泪。虽然写得时候很冷静,大家看不出来。”

  地震之后,很多人要经历两次痛苦,一次是失去亲人,一次是失去原乡。有些城镇因为地质因素无法重建,只好全部移民,地震也宣判了这些村镇的死刑。但也有人偷偷回去,这一次,祭师阿巴带着他的职责,在阿来的笔下,走进了云的彼端,石板下的那朵花,是他和亲人的感应。

  “现在我们说国家好,大家就好,这个是真的。可能现在年轻人很难体会,但我们这一代,尤其是经历改革开放的一代,感觉很强烈。”

  阿来出生的1959年,父亲是回族,母亲是藏族,因为政治问题,他的家庭从城镇人口变成了农村人口,生活在四川西北部藏区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卡尔古村。

  初中毕业后,阿来回到农村。那时知青都要下乡,但阿来本来就是农村家庭,“文革”期间,他觉得什么好事都不会发生在他身上。读书的时候他成绩一直都是班上最好的,但又能怎么样呢?只能继续在农村挖虫草。半年后,阿坝州要修水电站,阿来报名成为一名拖拉机手。

  1976年“文革”结束,1977年恢复高考,那年阿来18岁。初中老师捎信让他去参加考试,他一天也没复习,没有复习资料,也不相信自己能考上。“那时候不知道改革开放即将发生,觉得我们那些家庭不可能。”

  但阿来还是决定去参加考试。建筑工地都是分三班通宵工作,在冬天河水较小,尤其要加紧施工。那晚阿来下班已经是0时,天很冷,他吃了点东西,把一个手电筒绑在自行车上,连夜骑几十里的山路去县城考试。

  “自行车,一个人,山路,都是大山,骑到县城天亮了,一晚没睡就进考场,就是这样考上的。”

  考上后阿来进入马尔康师范学校,毕业后分配去当小学老师,因为工作表现出色,一年后调入中学,隔年调到县中学教高中。阿来的最高学历一直都是中专,他不追求学历,但从未停滞大量阅读、学习,走到哪里都背着书。他现在是四川作家协会主席,办公室的书架、桌子、沙发、茶几、地上,全都堆满了书。“一天不读书跟没吃饭一样。”

  1982年开始创作诗歌后,阿来被调入阿坝州文化局的文学杂志《草地》当编辑,却在1996年36岁的时候辞去安逸的工作,应聘至成都的《科幻世界》,2年后成为主编。

  他在《大地的阶梯》中曾经写道,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,一来是为了扩展自己的眼界,而更为重要的是,这片群山环抱的大地,并不会因为将来纷纭多变的生活而改变。“有时候,离开是一种更本质意义上的切近与归来。”

  阿来在《科幻世界》任职的十年期间,缔造了这本杂志的辉煌。《科幻世界》从亏损转为盈利,一度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。那时也培养了一大批书写科幻小说的作家,刘慈欣的《流浪地球》就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。

  与此同时,阿来在1994年写完《尘埃落定》,但当时的出版社都不愿意出版,理由是太高雅,读者更愿意读一些更大众的东西,例如琼瑶。阿来坚持,除非错别字,一个标点都不改。“我没办法改,我觉得如果这本书不出大不了将来不写作,但是我写过这本书。”

  4年后,人民文学出版社慧眼识珠,《尘埃落定》得以在1998年出版,一出来就获得非凡回响。有人问他,怎么能想到“爱情就是骨头里满是泡泡”这么美的句子。阿来说,中文写作时觉得修辞很一般,就会用藏语想一想,发现藏语的表述更为生动。另一方面,这也不是他想出来的,因为这就是热烈的生活本身啊。

  在藏区社会,十几岁的年轻人情欲萌动,便会互相试探,而且婚前性行为是并不禁止的。老年人便会开玩笑说,你看这些人骨头又冒泡泡了,意思是他们变轻了。这不是轻浮的意思,是对年轻人的一种赞赏,觉得年轻人该享受这些。

  阿来说文学是充满感官的世界,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,所以写年轻人的爱情,首先便是身体的,然后才是情。而文学作品的深刻,也是感情的深刻,文学作品的深度是体验的深度。因此阿来才能把年轻人的情欲萌动写得既美好又自然。

  《尘埃落定》之后,阿来的创作能量不断,《旧年的血迹》《月光下的银匠》《空山》《就这样日益在丰盈》等多部作品相继出版。为了全心写作《格萨尔王》,阿来在《科幻世界》最好的时候辞职离开。

  “我从80年代开始写作,跟钱比起来,就觉得写出好的小说才是最重要的。那个经历只是一段,它让我知道商业是什么、市场是什么。商业跟市场是中国90年代以后最主流的东西,我们不能老在边缘没到中间去瞧,要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一个作家要的就是这种体验。”

  即便是体验,阿来尊重自己的每份工作,无论是拖拉机手、教师、编辑,他都做得很出色。“糊弄人家就是糊弄自己,荒废自己。每个不同的经历都是对自我的建设,我觉得一个文化人,要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。”

  我第一次打电话给阿来的时候,他说他在山里,后来我问他那时在山里做什么。他说不想庸俗地说是深入生活,但他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山里。

  “我本身出生在山里,更重要的是,我自己写作的对象在四川西部的横断山区中,我关注的人群生活在那里,所以一有空就去。”

  阿来的“深入生活”既不是走马观花式的,也非社会学那样带着明确目的性的。例如他编剧《攀登者》时,就亲自去登了珠峰,但登山并非单一的活动,我们经常把本是浑然一体的生活割裂了,好像某个时间只能做一件事。对他来说,生活的体验是融合到宽广的自然之中的,他会随时停下来观察动物、植物。“顺便就把路走了”。

  每写一本书,确定了书写的区域,阿来都要去很多次。这两年他书写关于探险家的故事,在云南和四川交接的地方,就去了七次,而且每次都不会太短。

  “你在那里待过跟没在那待过,那种土地的气息、老百姓生活的状况、地域、生活空间、文化乃至短暂的情感状态,表达方式都有很多细微的差别。”

  “有人说你写小说真快,我说我坐在桌子前是快的,但你不知道我之前的那种慢,你们深入生活效率很高,两三天就回来了。”

  而“深入生活”更不是搜集材料,材料是干巴巴的,更重要的是情感,是真实的细节。《云中记》里的祭师阿巴,政府封他为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”,但他从没把这个称号说全过,有时是“非物质文化”,有时是“非物质遗产”。阿巴身在祖传的祭师家庭,却因“文革”断层,在恢复传统文化后,要通过上培训班才能确认自己“祭师”的身份。

  阿巴不是阿来凭空捏造的人物,他写的就是现实,是他原本就接触过的人物,也正因为是现实,才能带来震撼人心的力量。现实就是,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“文革”结束,是一个传统文化被反对和清除的时代。

  “所以当我写这么一个人的时候,这些历史它就自然呈现了。你要写出它的真实感,我总不能跟人说他们是祖传的,祖祖辈辈都没中断过。不可能不中断,这是中国的基本现实,你要服从这个东西。”

  地震之前,阿巴扮演着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”,但地震后他突然意识到,他要承担起那种对亡灵的责任。祭师本来就相信人有灵魂,但“断层”让他无法确认到底有没有,所以阿来写他满村去寻找鬼魂,否则阿巴要如何与自我、与祭师这个身份自处?但最后,他还是没有找到。

  消失是村庄的宿命,也是阿巴的宿命,阿来喜欢“宿命”这个词。“消失就是宿命,你不用跟它抗争。”

  阿来有个习惯,每写完一本书,就会回到书写的地方再走一遍,借着佛教的说法称之为“还愿”。

  “我会背着我的新书在那里放一本,在没人看见的地方。就是交给自然,交给风雨,并不是希望它永存,我想风吹来翻阅它,雨水来淋湿它,这也是自然在阅读、在感应书的方式,如果它们有意志。也许我也是阿巴那样的想法,万一有呢?”

  他要感谢那片土地,因为他所完成的一切,都是那片土地给予的。写完《云中记》,阿来专门给汽车换了两只轮胎,想回当年地震时去过的地方走一遭,可惜后来因为《攀登者》的创作没去成。

  而每次写完一部小说,阿来也像经历了一场情感浩劫。“每次都有点像是一场恋爱结束的感觉,把你变得很苍白以后,人很长时间其实处在一种很疲倦的状态,甚至有点抑郁的状态。因为还在小说的情境里,那种走动刚好让情感恢复。水库放空了,要再把水装满。”

  景色优美的马尔康县,那里有森林、雪山、草地、河流,但阿来曾经对故乡的土地并没有深厚的感情。“我30岁以前没那个感觉,我只想远离它,甚至有点恨它。”当然,这与当时压抑的政治氛围有关。

  想逃却逃不掉,阿来决定重新去认识故乡,他徒步游历、作调查、搜集资料,在大历史中寻找小历史,最终与故乡达成真正的和解。

  “后来你发现这跟当地的老百姓有什么关系?尤其跟这么美丽的自然山水有什么关系?怨恨的结果是自己不得解脱,而且不能正确认识自己。与其这样不如去看积极的方面,看到这个社会重新给我们这些人提供的机会,抓住它,努力,做好。”

  读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时,阿来从字缝中看见了“吃人”两个字,那是非常深刻的,但问题是我们要变成吃人的人吗?阿来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,尤其是从普通人身上,去找到使社会更温暖、更正常的东西。“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才是跟生活、跟世界和解。”

  阿来就像一本读不完的书,书里住着不同面向、但同样有趣的灵魂。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蹦迪、喜欢派对、九龙老版图库一怎样才能拥有一张电子社,喜欢摇滚,他说同性恋很正常、情欲是健康的、文学追求至美至善、带来人的自由和解放。

  我会用“酷”来形容他,不是装酷的姿态,而是酷到骨子里的通达、开阔、坦荡,直率又稳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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